艺州口长州藩主将是伊滕博文，副将是井上馨。井上馨的年纪要大一点，但伊藤博文在年初推翻俗论党的战斗中，表现出了相当的军事才能，因此高杉晋作派了他做艺州口的主将。
文久三年，即1863年，长州藩向英国秘密派出了五个留学生，史称“长州五杰”，伊藤博文、井上馨，都名列其中。因此，这两位算是“一起同过窗”，现在又“一起来扛枪”，动作协调，配合默契。
长州军和幕府军，隔着长州藩和艺州藩的界河小濑川对峙了一段时间，长州军先动了手。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策略，是不断派出小部队，偷偷渡过小濑川，对幕府军驻地发动袭击。长州人打了就跑，幕府军接二连三地吃亏，可每次追到河边，就只能废然而返。
长州人对小濑川东岸的地理状况、幕府军各部的驻地的情况，都摸得门清，这个实在有点邪门。德川茂承颇怀疑艺州藩有人向对岸通风报信，而艺州藩政就当啥都看不见。
德川茂承进退两难，全军渡河，深入长州藩境内，现在的这种局面下，他实在没有底气，很怕部队没全部渡过河去，就散了架；就算顺利过河，口粮不继，后路不靖，以目前的军需补给的状况，又能走多远？怕是走着走着，也是散了架。
但呆在小濑川东岸啥也不做也不是个事。长州人神出鬼没地袭扰，各部本来就人心惶惶的，现在更加弄得神经兮兮，弦已经快绷断了，厌战的情绪一日胜过一日，再不做点啥，不等长州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弄不好一个夜惊，就一哄而散了。
就在德川茂承绞尽脑汁地想“我该做点啥”的时候，长州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长州军的“大规模进攻”就是全军来攻。高杉晋作只在艺州方向配置了千把人，所谓“全军来攻”，投入的兵力就是这千来号人。
这一路，幕府的兵力十数倍于长州，高杉晋作对幕府的蔑视实在无以复加。
事实证明，高杉晋作的蔑视是有道理的，仅仅这一千多人，就已经不是幕府军能够承受的了。
长州军选择了宫津藩的驻地作为进攻的突破口。宫津藩的兵力和长州军差不多，战斗力就差得太多。最搞的是，宫津藩被敌，幕府军其他各部，包括德川茂承自将的幕府亲军、号称“西法”训练的“步、炮、骑三军”，一个个严守阵地，岿然不动，没有一部主动或者受命去援助宫津藩。
正所谓“友军有难，不动如山”。
宫津藩崩溃之后，前田藩发现自己成为长州人的第二个进攻的目标，立即下令：撤！
雪崩由此开始。
德川茂承一旦发现“事已不可为”，跑的动作还是不慢，全军争先恐后，一口气退到了下野地区，才惊魂稍定，收拢部队，点算损失。
这场仗，从辰末巳初开打，还没到午正，拢共一个半时辰，长州军便取得完胜，夺取了小濑川东岸幕府军所有的阵地。
刚好赶得及吃午饭。
讽刺的是，败退反倒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幕府军队的窘状。原因是长州军并无意深入艺州藩境内追击——这方面长州藩和艺州藩是有默契的。由此，幕府军不必再受长州军的袭扰了。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大踏步的后退”，幕府军反而靠近了自己的补给线，勉强能吃上饱饭了。
长州军返回小濑川西岸重新布防，而幕府军是再也不肯回到小濑川东岸的，双方隔着好大一片区域“对峙”，直至战争结束。
长州藩达成了艺州口的战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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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州藩石州口的主将是大村益次郎，在日本幕末的众多牛人中，这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
首先，大村益次郎不是武士。
这不仅仅指他的出身——大村益次郎出身一个医生家庭。更重要的，是指他的思维、行为。这位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军事天才，原时空的日本近现代军制之父，在骨子里，和“武士”二字毫不搭界。
他的许多出身低微的同事，如山县有朋、伊藤俊辅，出身足轻，也没有武士的身份，但思维、行为，却是地道的武士。
大村益次郎说过：“吃败仗的时候，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不如早早撤退为好。”这种和“武士之道”全然背离的观点，在日本的军事史上，不论是在之前还是之后，都显得特立独行。
其次，大村益次郎是一位“政治上的沉默者”。
他基本没有表示过在“尊王”、“攘夷”、“佐幕”、“倒幕”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明确立场；他是长州人，最终也发达于长州，但却是由宇和岛藩而入仕。在幕末门户森严而对立的政治格局中，大村益次郎没有表现过任何明显的“门户之见”。
用现在的话说，大村益次郎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技术官僚”。
他性格内向，为人木讷，不善言辞，拙于和他人沟通交流，在幕末那个张扬而狂热的时代，也是很“另类”的。
大村益次郎学医、行医多年，也通兰学、汉学，但说实话，他算不得一位高明的医生，兰学、汉学上面的成就也很有限。直到他接触到了荷兰的“兵书”，他的天分才算真正得其所哉。
在军事上，大村益次郎真正是“自学成才”之典型。他的近现代军事知识，几乎全部来源于书本；后来，大村益次郎虽然又直接从荷兰人和幕府的“海军传习所”那儿学了些东西，但彼时的大村益次郎，其实早已“成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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