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间搭乘的这辆卡车是属于广州南郊一个农村合作社的。驾车的合作社副社长王存根听说他是一个从香港前来投军的学生，二话没说就把他捎上了。
经欧阳云之手炮制出来的合作社，不同于那个时空的同名组织。其最大的区别是，合作社并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联合，同时还是一个经济体。便拿王存根所在的合作社为例，他们不仅种田，同时还经营着一座砖窑、一家茶叶作坊。种田是根本，可以至少解决合作社全体人的温饱问题；而砖窑和茶叶作坊则能在农闲时候最大程度的利用剩余劳动力，为合作社全体社员改善生活质量做贡献。结合那个时空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吃大锅饭养懒人的情况，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建设得比较严格，其中最严厉的，便是能够通过社员代表会议将懒惰而屡教不改的，抑或是造成合作社重大损失的社员驱逐出去。而为了防止几个社员因为私人恩怨联合起
来整其中的某人，军政府政法厅设有专门的小组专事负责核实、调解此类问题，并能够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之作出公平公正的处置。
欧阳云当初亲自参与制定有关合作社条例的时候，遭到不少人诟病，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同时认为专门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有将人心想得太丑恶之嫌疑。而事实证明，正是因为这些法律法规的存在，广东的各种合作社才得以长久的生存下去，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相应的农庄、茶庄甚至商业社团……
“我不是不相信我们的人民，而是不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圣人，所以我宁愿相信法治而不相信人治，”欧阳云当时用这么一句话解释自己的动机，而事实证明，他这么做是对的。当全社会都习惯以法律法规作为衡量人道德水准的工具时，自然而然的，人的素质被动的提高了。
这是学兵军施政方针中的一小片缩影，反应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便出现了佐间饶次郎所看到的不同寻常的一切。
自从学兵军以“沉没吧”空袭行动重挫日海军联合舰队以来，前来广州投军的外地青年才俊络绎不绝。王存根所在的公社，因为发展需要，急需要一个能写会算的。可是，广州本地的这类青年，大多参了军或者进入政府工作，他和社长王存有一直招不到人，便将主意打到了外来学生身上。佐间饶次郎搭乘他的车子，他便想借这个机会拉拢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说服对方加入他们的公社，这才表现得格外的热情。他不仅详细询问了小伙子的年龄还有籍贯，还询问了小伙子的学业问题。王存根本是善意，却引起了佐间的警惕，以为这也是学兵军防渗透的一种手段，本来尚肯和他交流两句的，现在可是闭嘴不言，直接变成了锯嘴葫芦。
王存根还以为小伙子生性腼腆，便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意图，让他考虑一下。佐间此行目的是打入学兵军，他连考虑都没有，一口就回绝了。而和王存根分手以后，他却忽然后悔了。因为就在寻找学兵军征兵办公室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加入合作社这种潜入方式，像他这样有合法身份的人或许用不到，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日本特工和间谍来说，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许，自己便可以凭借这一点，在广东组建起一条地下情报网络——他这样一想，整个人便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变得亢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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