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次工作汇报中，领袖同志做出了新中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指示：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从那之后，赤脚医生出现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上，他们只受过初步的卫生学习，可是却能把基础医疗资源送到农民手中去。
他们不能治疗大病只能治小病，可是许多小病会拖出大毛病，有了他们，乡村地区的大病少了，人民的寿命延长了。
后来有人拿他们的医术不精甚至是庸医来抨击他们，可这些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农民心里有一杆秤，赤脚医生们怎么样他们最清楚。
是，城里的医院好、城里的大夫强，可是他们能去的了城里吗？去了能找得到医院吗？找到医院能看得起病吗？
山珍海味再好，可是吃不上；自家的麸子再糙，却能填饱肚子！
更何况赤脚医生们是农民自己养起来的医生，服务态度好，治疗及时，甚至可以欠账，领袖让农民在整个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有病就能看得上、看得起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
如今老同志们提起领袖同志的指示，依然很激动、很感动。
之前下针的医生叫周学医，他是第一批赤脚医生，年纪相对大一些，55岁，当时他去学习的时候就已经三十多岁。
周学医向众人说道：“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15岁那年，我15，当时是42年，中原大饥荒，咱们外岛也饥荒，中原没有粮食，咱们哪有粮食？”
“人吃的粮食少了，抵抗力不行，我娘就是那年感染伤寒不治去世的，34岁的人啊，就感染个感冒，没命了！”
“就在母亲去世5天后，我11岁的弟弟又感染了风寒。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弟弟当时吃不下东西了，瘦到皮包骨头，然后没医生、没药，生病没几天便不省人事。”
“附近乡亲你一块、我两块地捐出了150块法币的救命钱——当时花的还是旧社会的法币，然后把我弟弟抬到了现在的县医院来治疗，可来的晚了，两天后还是去世了！”
“就十来天的时间，我家两条人命、两条人命没了！只是个风寒感冒，你说一个家就破了！那时候我跪在我娘我弟的坟前发誓，以后一定当医生，为老乡治病、报恩！”
回忆着旧社会的苦日子，老大夫眼睛含着泪水：
“所以后来国家说，要让一部分愿意学习的贫下中农学医，我就改名叫周学医，跟我们大队说，我要去学医，回来给咱们社员看病。”
“当时大队长还是我们队里的周子民，他知道我家情况，就向上级单位推举我，我来县里学了半年、又去市里医学院学了半年，后来一直干赤脚医生干到现在！”
大家伙听的唏嘘不已，说起来都有一段伤心往事。
提起旧社会，这些人是恨的咬牙切齿。
当时像外岛的贫苦渔民确实活的没有个人样。
王忆问道：“旧社会时期，那时候钱很乱是吧？”
一个医生立马说：“那可不是乱怎么了？这事我记得清楚，37年的时候我刚出生，那年我爹用100法币买了两头大牛想要专门给人耕田。”
“但当时人们花不起钱雇牛，两年后卖出一头吧，一头大牛就卖了100法币，再过一年到40年仅仅只能买到一头小牛，再过一年买不到牛了，只能买到一头猪，哈哈！”
“到了43年，只能买一只母鸡，而在46年呢？一百块只能买到一个鸡蛋！”
其他人补充道：“从45年开始，明明小鬼子都投降了，咱们不是该过上好日子了吗？打跑侵略者了呀！”
“结果并没有，反而更差了，就说这个47年，你在沪都100法币只能买到一个煤球，买一根油条要三四百块，到了48年更有意思了，100法币只能买到四粒大米！”
有老医生伸出四根手指给他们看，笑的满脸悲哀：“四颗大米呀！四大家族你们说多狠呀！”
大家伙是义愤填膺又意兴阑珊，摇摇头后举起酒杯：“来，喝酒喝酒！”
其他人跟着举起酒杯：“喝酒吃肉！这个涮羊肉蘸一下二八酱，真香啊！”
大家伙刚经历了成功的生死救援非常开心，对职业非常认可，所以话题说来说去还是在职业和案例上。
有人问王忆：“王老师，你们那里药材问题怎么解决的？我听人说过，你们社员去买药还挺宽松的。”
其他人纷纷接话题说：“对，现在咱们药材比较紧缺呀，价格也有点高。”
王忆用药基本上都是从22年带过来的，不过一般是中成药，治疗小毛病的，可以散装卖给社员，不至于让人看出问题。
这年头渔民、农民们真是干什么都不舍得花钱，冬天容易风寒感冒，感冒了就自己捂着、挺着，严重了才去花两分钱买两片阿司匹林解热镇痛。
如果发展出炎症了，这样靠自愈是很难了，然后他们才会加一支青霉素。
王忆说道：“一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进价一毛五分八，卖价一毛八，对吧？这还行吧？”
这年头他没怎么见过贵的药品。
他用的药品是队集体拿钱统一买来的，然后这方面的收入也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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